去年秋天，我在拉萨结识的一位藏族朋友飞来北京公干。闲暇时除了参观几处常规的旅游景点之外，他还特别要求我带他去北京西客站，见识一下火车的模样。看着朋友向往的表情，我这才恍然意识到：许多开着吉普、坐过飞机的西藏人其实是从未见过火车的，而“青藏铁路”这个有些生涩的名词，也瞬间从记忆深处，串连在苍莽无疆的雪域地图上。
    1995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动身从北京去拉萨，先乘火车到西宁，再转乘另一班穿越柴达木盆地的列车，嘴里念叨着海子的名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满身寒意地抵达了当时青藏铁路一期的终点，也就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格尔木市。一宿之后，疲惫不堪的我在高原反应凶猛的侵袭下，又被一辆老旧的长途汽车连续36个小时，昼夜不停地运送到布达拉宫的山脚下。
近十年来，我不断地试探着进入西藏的各条路线：从云南德钦切入藏南芒康的滇藏线；从四川德格进抵藏东昌都的川藏线；从新疆叶城深入藏西阿里的新藏线（可惜始终未能成行），当然还有从成都、重庆、甚至加德满都直接飞到拉萨贡嘎机场的空中航程。但火车的滋味却只留存在当年格尔木冷清的暮色里，渐渐消退了往昔鲜活的颜色。
    然而青藏铁路却在十年的光阴里轰轰烈烈地前进着，连接起高原上一座座珍珠般散落的乡镇、牧场和兵站，又将这方原本浑璞无垠的原野纵贯出一道意义深远的钢铁刻痕。沿着地图上青藏铁路蜿蜒的路线，那些朴实的地名重新跃然纸上，勾起我个人，有时也许是一个时代的苍茫记忆。从格尔木朝西南方向行进，崭新的铁道钢轨与饱经风霜的青藏公路彼此纠缠，如一对见证着不同时代的远游父子。随着地势不断抬升，枯黄的盐碱地渐渐有了几分青青的草色，称得上第一道汉藏天堑的昆仑山口，也早因青藏公路的通行，和它海拔4770米的高度，成为前往西藏的旅人们遭逢的第一次身心震撼。
    青藏铁路以一孔工程浩大、工艺复杂的隧道从昆仑山的隘口下方直插而过。这条全长1686米的穿山隧道，没能让未来搭乘“豪华旅游专列”的观光客看见往来的藏人在昆仑山口垒起的第一座玛尼堆，也会让他们错过向风蚀斑驳的“索南达杰纪念碑”肃然致敬的机会。作为传奇式的禁猎队伍“野牦牛队”的创始人，索南达杰于十二年前在押送盗猎分子的途中遇害，却将一种血性的尊严留存在这片广袤的荒原上。2000年，我曾在 “野牦牛队” 第三任队长梁银权的带领下，酹酒祭奠这位为可可西里的自由生灵奋战至死的藏族勇士，也曾在山边公路旁的“索南达杰保护站”，与一众“野牦牛队”游侠般的汉子们酣醉高歌。
    如今，索南达杰纪念碑上那段悲壮的历史铭文多少有些涣灭不清，散伙的“野牦牛队”早被收编于正规的“可可西里保护局”麾下。一段传奇已告终结，但昔日因他们的誓死护卫而家喻户晓、生机再现的藏羚羊，却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甚至漫漫的青藏铁路也在修筑过程中，也为它们的迁徙预留出若干条通道。在昆仑山下，全长11．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是建筑在高原冻土地段上的世界最长铁路桥，专为着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通行而以桥代路，良苦用心，殊堪礼赞。
    从不冻泉到五道梁，从风火山到西大滩，曾经自由奔驰在莽莽荒原上的藏羚羊，或许终将学会如何穿越铁轨下方的水泥涵洞，适应火车雷鸣一般的怒吼，朝着西边的库塞湖、卓乃湖，投奔它们产羔育子的远方山野。沿着青藏铁路，如列的雪山亘古肃穆，而曾经荷枪战斗的索南达杰，或许也将如藏人所笃信的那样，化身为昆仑神山的护佑者，继续守望这方众生繁衍的可可西里大地。
     沱沱河是青藏铁路经过的又一处知名胜地，自小读过中国地理课本的人们都知道她是长江的正源，直接承载着格拉丹冬的冰川融水，再与其他的支流汇聚成通天河－金沙江，开始她奔流到海的万里征程。我在新世纪之初见到的沱沱河，是一条溪流散乱的辫状水系，虽远没有长江中下游的波澜壮阔的水势，却更让人触景生情，与我同行的一位摄影师甚至长跪河畔，恸哭失声。曾经有人将河流比作人的一生，沱沱河正如我们稚嫩柔弱的幼年时光。也有生态学家将青藏高原称作哺育万千生命的“中华水塔”，沱沱河则是这座水塔中最重要的一条血脉。屡屡因生态恶化成为媒体焦点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否会因青藏铁路的开通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挑战呢？
     曾坐在沱沱河畔，黄昏万丈的霞光之下，听几个藏族孩子嗓音清亮地唱起亚东的歌：“唱这首沐浴在河边的歌，欢呼云开日出的幸福。用山上的冰雪酿造童年的祈祷，江河源头铸造灵魂的殿堂”（亚东：《唱给太阳》）。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着，藏语夹杂着汉语，纯净如格拉丹冬初融的雪水。旁边一位牧羊的老者见我听得入神，忍不住嘟囔道：“唱得再好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是在这山坡坡上放羊？”那是我第一次迫切地期待青藏铁路的早日竣工，好让这些个唱歌的少年能有机会坐上飞驰的列车，朝向未知的远方行进，摆脱他们的祖辈世代如斯的卑微宿命。
 翻过唐古拉山，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辖界了。每一个走过青藏公路的人都会记住唐古拉山口，因为这是此行最高而险的一道关隘。5230米的海拔至少令人多几分高瞻远瞩的虚荣，虽然大多数旅行者都不敢在此地盘桓过久。在唐古拉山两侧，青藏铁路与一直不离不弃的青藏公路终于有了路线的分歧，在更加荒凉却相对低缓的布曲、扎加藏布和日阿拉藏布河谷地区另辟蹊径，辗转通向藏地的安多。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铁道垭口附近，世界上最高的火车站——唐古拉车站遗世独立，标志着人类向荒原进军的又一处桥头堡。站台以外，就是羌塘万里无人区，地球上最后一片寂寥而骄傲的土地——当我们对铁路建设者开天辟地的伟力赞叹不已的同时，似乎也感受到人与大自然在荣誉和危机、文明与野性之间呼吸紧促的悄然对峙。
从历史上看，安多是西藏腹心地区的门户，许多从青海入境的外国传教士与探险家，大多是在这一带被达赖政府派来的人马驱逐出境。但安多也是自格尔木以来最繁华的第一个边镇，从令人闻之色变的“西大滩得病，五道梁送命”，一路下行到4700米高的安多县城，再次见到青青的牧野与安详的众生，总会有一种重返人间的幸福感。甚至在昆仑山至唐古拉山一路沉寂的手机也在安多县内重新有了通讯信号，令人顿生向远方家人报平安的迫切心情。当然，青藏铁路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它的“世界之最”：海拔4704米的安多铺架基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铺架基地。自此，青藏铁路终于向雪岭环抱的西藏高原再度进发了。
 从安多出发，短暂相逢的青藏铁路与公路再度仳离，向西呈新月型的弧线经过错那湖畔，临近色林错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再在卡日弄巴地区和青藏公路携行至那曲。有着藏北重镇之称的那曲千百年来一直是西藏牧区的中心，从格尔木南下的青藏公路与从昌都西行的黑昌公路（川藏公路北线）在那曲交汇，又一同延伸向更南方的拉萨。
我至今还记得1995年的初秋，我坐在那曲如茵的牧场上，微笑着看赛马会上的高手们跃马横枪，胸前挂满雪白的哈达。1997年夏天，我又与十余个从四川甘孜、阿坝的牧场到拉萨朝圣的藏人，一同挤坐在一辆解放卡车的后斗里，从昌都朝行暮宿地朝那曲方向前进。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们将一张五彩条纹的尼龙布撑在车顶，让这辆破旧的卡车在旋转的旷野中与雨后的霓虹交相辉映。自由的感觉有时就只是站在卡车的后厢里，望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纵声歌唱。而那些褪色的年少梦想、终将随着现代化的钢铁舞步，湮没在青藏铁路火车轰然的汽笛声中吧。
 青藏铁路的钢轨铺进当雄，就已到了拉萨的辖区。2001年，我陪著名的西藏生态学家徐凤翔教授一道，从当雄进入纳木错，考察藏北湖泊生态的变迁。时年七十的徐教授忧心忡忡地看着纳木错日渐下降的水位线，也对到处横行无忌的汽车辙印深感不安。“藏北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她反复宣讲着一个平实的道理，“任何一片高寒草甸的破坏都意味着藏北无可挽回的生态损失。”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以“天湖”著称于世的纳木错无疑将吸引更多游人的行迹，然而生态底线极其脆弱的这方圣山神湖，能否捍卫她在动人的藏族传说中永不凋零的美色呢？
 最后，还是让我们伴着轮轨撞击的铿锵节奏，追随青藏铁路的最后一段里程，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宫。今日的拉萨已经不再是十年、二十年前那座弥散着桑烟的慵懒老城：到处躺卧着无家的野狗，徘徊着万里叩长头而来的朝圣者。她在我一次次短暂的停留中飞速地变换着面孔和体态，直到我的脑海中彻底报废了一张过时的城市地图。我至今还没能满足几个拉萨朋友的心愿：他们的父辈都是当年修建青藏公路的工人，工程竣工之后落户西藏，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了土生土长的雪域后代。朋友希望我和那些老人们聊聊，让一章早已淡漠的筑路历史翻印出几行新鲜的文字。话音未落，青藏铁路就已伸进了这座曾经孤绝的圣城。众声喧哗里老旧的柏油公路容颜消褪，或许唯有在城中凋敝的甜茶馆里，老人们才追忆得起往昔的甘苦滋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藏铁路是将“雪域秘境”的光环彻底戳破的最后一根“芒刺”，把西藏和中国其他所有的省份收纳于同一条现实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正如“高峡出平湖”的三峡不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一川古水，而是成为推动中国GDP洪流的“水电资源”一样，即将呼啸着滚滚巨龙的青藏铁路，也将一幅“人流－物流－经济流” 的宏大蓝图，彰显在众神隐退的雪岭荒原之上。

漂泊的瞬间

      我们不妨将70年前的历史还原成一张朴素的黑白图片：亘古不变的雪岭大川逶迤于苍莽的川、甘、青、藏之地，一个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人肃然对视“蛮荒”的风景，手中的照相机沉醉地追捕着光影流动的瞬间。单薄的行装与未知的旅程，虱子一般如影随形的挫折和匮乏，全然失色于胶片显影时的灵光绽放。在漂泊的寂寞里，那人期然寻觅着生命的奇迹，而这奇迹竟也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现：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严，为一段早被风雨销蚀的边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绝版的记忆。

      上世纪30年代，庄学本(1909～1984年)正值风华正茂，这个生长在上海，又从南京的照相材料公司自学得摄影和冲印技术的小职员，与当时成千上万因“九一八事变”而忧怀国事的中国青年人一样，背着相机与行囊，冀望以徒步旅行和摄影记叙的方式，亲身体悟家国山河之壮美，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之信心。所谓“负笈壮游”，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五四”以来热血青年的激情写照。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拉萨。庄学本原打算追随国民政府的致祭专使入藏考察，但因身份的“不明”(其实是卑微)而被迫滞留于成都。锦城虽云乐，却没能绊住他在国事上“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的踏勘信念，而川西的羌戎险境与青海的俄洛(今果洛)禁地，则宛如磁石一般，将他的灵魂牢牢地摄向宿命当中的光影旅程。

       庄学本一生的夙愿和他半生的羁旅———无论是追随吊唁十三世达赖的专使团(1934年)，还是参加护送九世班禅回藏的专使行署(1935年)，再后来取道印度，滞留于南亚异国3年(1942～1945年)———全是为着能进入西藏，拍摄这方雪域高原的神秘姿容。但其时云谲波诡的国内政局，以及暗中为英国左右的西藏政事，都将庄学本的“入藏幻梦”击得粉碎(彼时连班禅大师尚无法回归故土，更何况一个毫无地位的汉人摄影师了)。这虽说是人生的一场悲剧，但也因此而成就了庄氏摄影艺术的非凡境界。正如他在《十年西行记》中所言：“因为抗战爆发，班禅圆寂在玉树，入藏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反而因为战事的演变，使我在边地游历了十年，增加了许多摄影资料，这是出发时所梦想不到的。”

      似乎在冥冥之中，命运牵引着他的脚步，围绕他心中的圣地盘旋不止。于是岷江峡谷、松潘草地、甘青藏域、西康彝区、印度商港，都因庄学本的游历留下了珍贵的影迹，凸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的价值，有些甚至因其稀罕，成为影像民族志中的孤本。唯其对西藏始终怀有未圆的大梦，因此一路上的摄影创作都尽心竭力，不断为入藏的机缘做着技艺上的准备与磨炼。也正因如此，在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当中，总是蕴含着一种蓬勃的朝气，似乎向上攀援无止，却始终没有达到极盛的创作顶点。不妨设想：庄学本若一早便成功进藏，拍到了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恐怕便再不会有他在川康边地长年忘返的流连徘徊，再不会有他所遭逢的种种磨难与奇遇，也再不会有如此丰盈饱满、浸透着人文关怀与民族情感的影像成就———庄学本是一位未能圆满的朝圣者，却如逐日的夸父一般，为后人留下了艺术与生命的坐标。

      摄影大师庄学本的照片是需要凝视的。他将一种文明与尊严的力量赋予了他所关照的边地人民，而这份人性的尊严，长久以来不但为主流社会所忽视，更为在中国土地上“武装探险”的西方闯入者所践踏，却藉由这数千张藏在档案袋里留存至今的老照片，令70年后的我们肃然起敬。无论是眉目俊朗的康巴青年，还是纯真无邪的嘉绒少女，无论是神思深邃的班禅大师，还是西北黄沙退却、展露欢颜的蒙古、撒拉、土族一张张生动的脸庞，抑或大小凉山烟瘴迷雾中彝、摩梭人雄鹰般矫健的身影，他们都超越时空的疆界，透过照片的边际，骄傲地与我们目光交汇，情感相通。他们挺拔的生命也因这些图片的传世而青春不朽。

      当代摄影评论界从庄学本的作品中辨识出“影视人类学”的旨趣，认为他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做了堪与约瑟夫·洛克等人相比肩的影像民族志工作。的确，将庄氏发表于《良友》、《中华》等画报上的图片，与同一时期登载在美国《国家地理》等刊物上的中国题材照片相比较，前者在真实生动、意态气韵方面其实犹胜于后者，特别是种种不为外人所知，而又为庄学本亲见的械斗、婚丧、巫术等内容，更是有其人类学上的长远价值。

       学术上的收获固然可贵，“纪实摄影先驱”的命名也并非虚妄，但我们无需将庄学本留存于今日的图片，看作一个人生命的里程。他曾以青春的冲动经受了荒原的洗礼，又用照相机和胶片记录着心灵的轨迹。他曾用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光景追逐梦想，而这梦想，通过他顽强不屈的影像创作，不断地显影与放大，终于构建成川、甘、青、康(指原西康省，1954年与四川合并为四川省)地区众多民族在一个逝去时代里的光影史诗。自由与梦想，执著与人道，其实正是作为独立摄影师的庄学本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庄学本终于有了“公家人”的身份，却因为过去政治运动的冲击，逐渐丧失了摄影创作的激情。他的边疆影像与他所遵行的摄影风格，悄然湮没在“政治挂帅”的历史沼泽中，等待着身后被人“重新发现”。往事并不如烟，史实仍可重现。当这些历经70华年的照片再度从暗房中显现出绝世的容颜，当它们汇集成册，付梓出版，在坊间或是案头邂逅惊羡者的目光，震撼求知者的心灵时，在川藏腹地苍莽的荒野中，在高山垭口茫茫的风雪中，摄影师庄学本或许正捧着他老旧的照相机，独自走在通往雪域西藏的灵魂旅途上……
 

   

    自从一个月前央六的领导建议我学习低幼动画片【天线宝宝】，提高我惨淡的节目收视率，我才愕然得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前日和友人喝茶，她说【天线宝宝】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广大地方，都是被当作香港地下六合彩的泄露天机的暗号，无怪乎如此低龄的幼儿节目会成为引领收视率的风头之作。我是不是也把自己的片子和六合彩挂个钩呢……靠！

 

 

 

 

 

本来想给某刊写一篇戛纳的文字，却风闻因为【颐和园】的违规参赛，本届戛纳已成国内传媒的禁域。中国导演和中宣部、电影局的麻雀战已经打了好几十年，再打下去其实也没个完了，但说起这部【颐和园】居然是以【64】和FUCK互为表里地辉映着，由此在海外造着风头，又在国内使着拖刀计，我却觉得好像在嗓子里嗫嚅着一只苍蝇，不呸不足以清肺。以娄晔在他此前几部电影中的猥琐心态，以整个第六代导演自私而狭隘的创作立场，我万般质疑这厮对那段历史的真诚态度，更沉重叹息中国的电影人第一部涉及【64】的作品竟如此下作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说，娄晔正是中国电影界的柴玲，希图用血色的历史染亮他可悲的红顶子。